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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华人史话」艰难而重要的洗衣时代
笑言 7794字 2016-03-28 13:16:39

【编者按】
  《渥太华华人史话》为CFC中文传媒旗下《新华侨报》与加拿大华裔作家笑言合作项目,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中所述由作者笑言根据历史资料及采访当事人或其后代综合而成,如有与史实不符之处,作者不承担法律责任,欢迎知情人联系作者。
时代产物,“永安”为先

  1885年太平洋铁路完工后,筑路华工全部被解雇。当时绝大多数白人并不欢迎华人,华人在白人社区根本找不到工作。他们筑路时薪水原本就少,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说积攒足够的资金做生意、置办住房或者用来投资了。
  开洗衣店和到偏远的乡村经营农场是华人当时为数不多的选择。经营农场显然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开洗衣店是大部分华人的出路。然而洗衣市场毕竟有限,于是19世纪末期,部分华工向加拿大东部迁移,其中少数华人定居在渥太华及周边地区。加拿大政府的歧视性政策以及自身资金和语言的限制迫使这些华人几乎全部从事着当时盛行于整个北美的洗衣行业。在温哥华,最早的华人洗衣店开张于1886年,比这个城市的诞生还要早。1887年10月19日,《渥太华新闻报》发布了渥太华第一家华人洗衣店的消息,而消息中短短的几句话就充满了浓重的种族主义歧视意味。


图片 1 《渥太华新闻报》关于华人洗衣店的消息


  第一家华人洗衣店“永安(Wing On)”于1887年在斯巴克斯街203号开张了。“永安”这个店名在1914年,又被谭家用来在阿尔伯特街上开了第一家华人杂货店。而谭华霜是渥太华有据可查的最早于1897入籍的华人,有理由相信,1887年渥太华第一家华人洗衣店就是谭华霜的产业。这家洗衣店坐落在斯巴克斯街203号,班克街的东面,紧挨着“自治领大厅酒店(Dominion Hall hotel)”。


图片 2 1890年代的“自治领大厅酒店(Dominion Hall hotel)”
(来源: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


  可惜“永安”洗衣店没在图片 2中,它的位置刚刚出了照片的右边缘。从图上还能看到渥太华当时带着辫子的有轨电车(街车),许多年间,华人的孩子们就是乘坐 着这些街车,给顾客收衣服送菜。
  开张不到一年,永安搬到了街对过斯巴克斯街200号另一座小一些但也新一些的砖房,此后在那里经营了许多年。1888年,Sam Lee的Wing-Mow洗衣店在苏赛克斯街574号开张,Sam Wah在丽都街166号开张 。位于班克街291号的Kam Wah华人洗衣店在1899年12月1日的《渥太华新闻报》上刊出广告。


图片 3 华人洗衣店广告(来源:《渥太华新闻报》)


  在19世纪末,报纸上经常刊登一条同时包含“Wing-On”、“Wing-Mow”与“Wing-Sing”三家洗衣店的广告。根据旧时台山话拼音,应该是“永安”、“永茂”与“永兴”。广告上有时还加一句:与其它洗衣店并无关系,言下之意,这三家“永”字号同属一位业主。
  在19世纪末,报纸上经常刊登一条同时包含“Wing-On”、“Wing-Mow”与“Wing-Sing”三家洗衣店的广告。根据旧时台山话拼音,应该是“永安”、“永茂”与“永兴”。广告上有时还加一句:与其它洗衣店并无关系,言下之意,这三家“永”字号同属一位业主。这几家店都经过几次搬迁,以下店址并不是洗衣店的起止日期,而是在这些年份,它们在这些地址营业。
  “Wing-On”:1887年,斯巴克斯街203号;1888年,斯巴克斯街200号;1895年,班克街64号。
  “Wing-Mow”:1893年,苏赛克斯街574号;1985年,约克街25号:1896年3月23日迁至苏赛克斯街480号。
  “Wing-Sing”:1895年,班克街205号;1899年,班克街190号。
  此外还有一个“Wing-Soon”,大概是“永顺”。1883年的店址为:皇后西街97号。


收入微薄,歧视严重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将华人洗衣业描述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服务(A Necessary Service) 。在全自动洗衣机面世之前,洗衣非常辛苦,要烧热水、手工搓衣服、拧水晾干熨烫,衬衫还要上浆,床单、被单和桌布这样的大件则需要更多的体力和时间。与中国人自己动手节衣缩食的习惯不同,只要负担得起,加拿大人都愿意把脏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城市中那些在工厂、银行和办公室上班的单身男人一般住宿舍或公寓,洗衣服务对他们不仅仅是方便,而且真是必不可少。
  洗衣不需要多少投资,只要有烧热水的炉子和冬天晾衣服的地方就可以了。当然,水壶、水槽、搓衣板和肥皂也是必不可少的。白人认为洗衣是女人的事情,而且赚钱少、工作艰苦、竞争激烈,所以不愿意介入这个行当。白人也开洗衣店,不过他们开的是蒸汽洗衣的大店,接的是酒店和医院的大单,相应地,蒸汽洗衣的投资也很大。
  早期华人移民之所以选择洗衣业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被禁止从事其它更好的行业。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美国加州的排华组织一直在影响政府,并成功地将华人排除在采矿、伐木、制造及其它工业领域。尽管如此,出国赚钱仍然是很多华人的梦想。华人家庭常常选择把长子送往国外探路,然后将家人慢慢输接出去。如果家中没有亲友在加拿大,想出国只好找中介。通常这样的家庭首先要付给中介35到40美元的手续费,中介则负责将人送到加拿大打工。打工者大约要用五到六年的时间才能还清中介公司约300美元的贷款和费用。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300美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洗衣的收入,可能每天只有50到75加分。打工者必须靠这些微薄的收入生存,同时拼命储蓄。这些中介公司审计非常严格也很频繁,曾有英文报纸报道说,这些“中国佬(Chinamen)”根本没有欺瞒的可能,而“中介公司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每一个铜板” 。
  尽管华人从事洗衣行业已经是备受歧视的结果,但白人其实仍然不满意。1895年,渥太华劳工与贸易委员会(Ottawa Labour and Trades Council)投票表决通过决议,禁止其成员使用华人洗衣店。该委员会称:“华人将白人排挤出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洗衣行业),假如(华人洗衣店)总是被光顾,那么他们也会在渥太华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是城市的魔咒……越早被驱逐越好。”而报道这次投票的《渥太华新闻报》编辑也在文章的标题上玩弄种族歧视的小把戏,他的标题故意写成:NO USE FOR THE CHINEE 。
  在此之前,多伦多市已开始对洗衣店征收50加元的特别税。与渥太华一河相隔的赫尔也效仿多伦多,对洗衣店征收25加元的特别税。这项税收名义上是针对所有洗衣店的,但实际上影响到的主要是华人。赫尔当地人认为华人洗衣店的数目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华人移民并未给城市带来实际的好处。他们说华人来到加拿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尽可能多的钱,而同时花尽可能少的钱。1902年,渥太华报业巨头及铁路公司主席科尔特(J.G. Kilt)向渥太华市政府提出限制华人洗衣店增长的要求。市政府迅速做出反应,采取了与赫尔相同的措施,向渥太华洗衣店征收25加元特别税,并在洗衣店设立水表,按用水量收取水费。这项措施也促成渥太华建立起第一套城市用水量监测系统。
  1909年5月3日上午,家住女王街208号的侨界知名人士谭华钿作为华人社区的代言人,来到渥太华市警察局投诉华人遭受不公正待遇。前一个礼拜天谭华钿等华人从教堂及主日学校出来,被一群白人青年尾随,这些青年推搡、辱骂并取笑他们。谭华钿提到在另一个礼拜天的夜晚,他和同伴走过女王大街上的卫理公会教堂(Dominion Methodist Church)时,同样遭到骚扰,一些本地青年跟踪他们并百般寻衅试图打人。谭华钿还投诉经常有人在夜间向华人洗衣店投掷砖头和石块,砸坏门窗造成损失。警察局承诺将做出特别努力,抑制对华人的骚扰。
  谭华钿随后向《渥太华新闻报》记者讲述了他约见警察的原因。谭华钿说:“我们是外国人,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在渥太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去教堂,并与教会人士成为朋友。作为基督徒,只要我们遵守当地法律并为我们所在的国家努力工作,华人便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好人。加拿大是一个自由的好国家,中国青年理应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我来到这里通过贵报投诉。十位渥太华警官已经表示,那些侮辱和攻击我们的年轻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和内疚。 ”
  尽管洗衣店开得如此千辛万苦,华人洗衣店仍然向蒲公英一样顽强地生存并不断增多,有些甚至开进了居民区。不少社区居民提出抗议,但市政府并没有出台进一步的法令法规。


服务辛顿堡,黄家开先河

  1901年至1921年,渥太华华人人口逐渐增加,从84人增至270人。他们绝大部分为单身男性,缴纳了从50加元至500加元不等的人头税,前来渥太华寻找工作机会或投靠已在此间创业有成的家人或乡亲。那时渥太华华人的聚集地是今天的阿尔伯特街(Albert Street),华人主要从事各类服务业,他们最早从洗衣店起步,后来多开餐馆。在20世纪上半叶,华人几乎垄断了渥太华的整个洗衣行业,多达四、五十家,星罗棋布于这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以满足整个城市的需求。1901年的数据显示,渥太华华人拥有58家洗衣店中的56家。1914年,拥有72家中的68家。1931年,拥有56家中的43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经营着首都地区50家洗衣店中的49家 。
  1898年,黄兴(Sing Wong)在工薪阶层居住区辛顿堡(Hintonburg)开了第一家华人洗衣店。据1911年人口普查,黄兴生于1876年,开店时只有22岁。1898年2月5日的《渥太华新闻报》这样说道:中国人延伸到辛顿堡,一家华人洗衣店在瑞奇芒德路开张。黄兴洗衣店的最初店址已无从考证,现在只能查到一年后,也就是1899年,他搬到了瑞奇芒德路64号。黄兴在这里经营到1912年,后来这个地址被重新编号为威灵顿街1020号。1901年黄兴申报的年收入仅为200加元,远低于同一地区的平均水平。1912年至1931年期间,黄兴又搬到了威灵顿街1069号。1931年,黄兴搬到威灵顿街1029号,也就是他最终的店址。黄兴于1930年代中期去世,他的洗衣店转卖给了Soo Hoo Song与Frank Janes,后者将这个生意经营到了1961年。


图片 4 黄盛洗衣店最后地址:威灵顿街1029号,摄于1960年(来源:渥太华档案馆)


  黄兴和李金(Kim Lee)是渥太华最早的两位华人洗衣店主,此后在辛顿堡地区,又有三家华人洗衣店在威灵顿街上开张。在不远处的荷兰街,Charlie Leung于1925年开了一家洗衣店,并将洗衣店传给了他的儿子,生意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另外在万斯特伯鲁(Westboro)附近的瑞奇芒德路上,也有一家华人洗衣店,业主为Charlie Yon Lee。


从业60多年的何家

  不能不提的还有何家的辛顿堡洗衣店(Hintonburgh Laundry),因为它是渥太华历史最长的华人洗衣店。何家洗衣店大约开始于1913年至1915年之间,一直开到1976年。当何连长最终关闭这家洗衣店时,渥太华的科技博物馆买下了他的全套设备,包括一架制造于1900年用来硬化衣领的设备,博物馆总共支付 了790加元。
  李金将位于威灵顿街1004号的洗衣店卖给了新移民Ta-Fong Ho,也就是何连长的父亲,当时何父35岁左右,只身来到渥太华闯荡。1916年,他15岁的儿子Eng Ho来到渥太华帮助父亲打理生意。1920年,他的二儿子何连长(Lin-Chong Ho)也来到了渥太华。当时何连长只有十岁。
  在1930年至1931年之间,何家搬到了威灵顿街997号,店名叫做辛顿堡手工洗衣店(Hintonburgh Hand Laundry)。在这里他们曾与同一条街1209号的梁(Leung)家洗衣店发生矛盾,1938年的一天,梁家叫住路过的何家两兄弟,指责他们拉走了自己的顾客。随后双方发生争执并引发了肢体冲突,但无人遭受严重伤害。这件事闹上法庭一时成为新闻 。
  在1942年至1945之间,他们搬到了后来最出名的店址威灵顿街1017号,他们在那里一直经营到1976年洗衣店关闭。


图片 5 1946年辛顿堡手工洗衣店在《渥太华新闻报》上刊登的广告


  1955年,《渥太华公民报》记者采写了何家辛顿堡洗衣店的新闻。报道中称这家洗衣店为“现代华人洗衣店”,因为何家洗衣店此时已经拥有许多现代化的洗衣设备。


图片 6 何家1955年的“现代华人洗衣店”(来源:《渥太华公民报》)


  何家也曾像其他华人一样试图转换到餐饮业,并于1957年8月在洗衣店的隔壁威灵顿街1021号开了一家名叫Miss Mai Ho Café的餐馆。不幸的是,这家餐馆在同年年底发生了火灾,圣诞节晚会后的一把火烧掉了这个刚开业不久的餐馆。这本是何连长送给四个女儿经营的一个餐馆,短短数月便毁于大火,实在可惜。


图片 7 何记洗衣店(渥太华市档案馆提供)
Hintionburgh Chinese Laundry, December 29, 1955
City of Ottawa Archives/MG393/CA036115/Newton


  1976年4月底,何连长关闭了为之工作了56年之久的洗衣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这样说:“渥太华曾经有75家华人手工洗衣店,我是最后一个。现在我的生意也结束了,我想以后的日子里,人们不再知道手工洗衣为何物。 ”


图片 8 辛顿堡洗衣店旧址上的酒吧(笑言摄于2016年2月5日)


  2015年,作者在昔日的何家辛顿堡洗衣店,见到的是一座名叫Black Pepper Pub的酒吧。


艰难时世

  华人以洗衣为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加拿大三级政府及当地白人的挤压。渥太华市卫生局曾经制定出一整套严苛的卫生标准,并经常派员前往华人洗衣店检查,指出华人洗衣店未能达到卫生要求的地方,如未及时擦洗地板,未及时使用板刷,未贴足墙纸,居住与进食在同一房间等等。
  当时没有蒸汽熨斗,也没有喷水瓶,熨衣的一道工艺是洗衣工拿一条毛巾,嘴里含一口水,喷到衣服上,然后垫上毛巾熨烫。这种家庭式的做法显然不能符合二十世纪的卫生标准,顾客受不了自己的衬衫和衣服上沾着别人的口水。但华人洗衣店大多没有认真执行这项规定,以致众多的渥太华人包括政府首脑和各界名人都穿着沾有华人口水的衬衫。1912年5月9日的《渥太华新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严禁给衣物喷水——华人用嘴喷水不卫生” 。
  华人洗衣店偶尔还要经历过抢劫与诈骗,日子过得很辛苦。许多白人一面享受廉价的优质服务,一面抱怨洗衣店的存在拉低了社区房价,降低了卫生标准,甚至还恶化了社会治安。事实上,华人餐馆的卫生情况比洗衣店更加糟糕。1911年2月10日,一位署名为“J.Mc.”的妇女就伤寒疫情致信《渥太华新闻报》,反映麦迪卡夫街与艾尔根街之间的餐馆后厨将厨房肉食等垃圾随意丢在屋后的木桶及木桶周围,蚊蝇滋生,腐臭难当。信中还举报奥康纳街与麦迪卡夫街的餐馆也存在同样问题。虽然她没有直接点名是华人餐馆,但提到了当时人们谈论的“华人鸡蛋”。华人餐馆那时通常将臭鸡蛋和动物下水等放在餐馆后门外等待收垃圾,但垃圾桶并未妥善遮盖,严重影响了环境卫生。这位读者最后呼吁市政健康卫生部门监督管理此事 。
  1916年,一名白人直接投诉华人洗衣店和餐馆是流行病的滋生地,市健康局要求检查这些经营场所。这次华人业主们联合起来拒绝接受检查并寻求中国领事的帮助。中国领事前往市政府交涉后,市健康局取消了这次大检查 。
  有些白人还被指控华人洗衣店引发了流行病,如麻风病和天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文报纸上,这类观点的文章比比皆是。
  1901年到1961年的60年中,渥太华《工商人名录》上共出现过474个华人姓名,其中168名从事洗衣业。后来蒸汽洗衣机及自动洗衣店兴起,手工洗衣作坊日趋淘汰,到1961年全市只剩下14家手工洗衣作坊,全是华人经营的。


图片 9 洗衣工与木制洗衣机
(来源:加拿大国家历史博物馆网站,格林堡档案馆Glenbow Archives提供)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华人的家乡遍地都是洗衣店,或者他们拥有这方面的天赋,而是由于当时华人被禁止从事几乎所有相对更好的行业。种族歧视与语言能力的欠缺,限制了华人的发展空间,只能以廉价劳动为生。1925年代闻一多先生留学美国时,写下一首《洗衣歌》,生动地描写了华人经历的艰难岁月。


图片 10 闻一多先生写的“洗衣歌”(来源:《加京华报》,1984年8月1日)


  生活如此艰难,能有地方洗衣服已经算是幸运儿,渥太华这座城市中还有很多找不到工作的穷苦华人。1941年的新年前夜,曾有十名华人前往警察局讨要食物。由于战争和失业,他们无法养活自己。那一次他们得到了45公斤大米,9公斤牛肉,4袋土豆和6棵大白菜。在自强自立的华人社区,这样的行为并不多见,但渥太华当时的华人社区实在太小,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分享。
  当生意扩大供不应求的时候,华人洗衣店首先会在渥太华自己家中或亲戚中寻找帮手,而不是急于资助中国老家的乡下兄弟或近亲前来加拿大。如果从国内找的人负担不起路费,雇主一般会借款给新来的人买一张单程票。如果人已经在北美,便是一张火车票。如果人还在中国,便是一张船票。这种以血缘和姻亲为基础的招工模式使得华人社会长期垄断着加拿大的某些服务行业,比如台山人从事洗衣业,而相邻的开平人则多开餐饮小店。
  新的华人一到渥太华,往往来不及安顿自己便急着去开工上班。他们通常会付给一点很低的薪水,睡在洗衣店后面杂货间的一张床上。他们会和别的工人一起搭伙吃饭以降低开支。多数工人将自己封闭在洗衣店的狭小空间里,一方面他们不懂英语,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社会安全感。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带来不利的影响,很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绝大多数洗衣人来到加拿大怀揣着同样的目标:拼命工作、艰苦生活、全力存钱,然后带钱衣锦还乡过舒心的日子。然而他们大多未能在“遍地黄金”的加拿大实现梦想,而是孤独一生,终老他乡,与自己的梦想一起被埋入异国他乡的土地。由于劳动强度大, 生存条件差,许多人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在1907年到1945年之间,超过50名华人被埋进了渥太华的比奇伍德公墓。第一位下葬的是死于1907年6月12日的John Lee,年仅44岁。
  一些年轻而又有抱负的洗衣工,打工几年便离开洗衣店去别处开一家自己的新店。据测算在20世纪初,开一家洗衣店所需要的资本大约为600加元。筹集资本的办法不少,最常用的便是召集一些亲朋好友,集资开店,共同劳动,分摊费用,到年终时分取红利。另一种办法是参加一个信用社,老华侨们称之为“供会”。这种信用社几乎每个华人社团都出现过,比如各种同乡会和宗亲会,属于互助基金,参与者每月“供”数额不等的钱,将钱集中在一起,不贷款的分利息,贷款者付利息。华人凭借微薄的薪资无法从正规银行贷到款项,于是这样的“供会”便大受欢迎。但参加这种供会并无法律甚至契约保证,风险很大。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华侨讲,历史上确有供会负责人捐款失踪,致使会员损失大额资金。
  华人洗衣店大多沿袭了家庭作坊的模式,设在横街小巷之中。随着自动投币洗衣机的出现,华人开的人工洗衣店很快失去了竞争力,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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