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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牛津之门
笑言 2313字 2012-03-27 22:50:54
  初抵牛津那个午后,一城温和的阳光。星期天学校不办公,照导师事先的安排,我要先去诺姆花园取钥匙,然后再到科里克路入住。
  长途汽车站外,人们排队等出租车。一位我求助的当地人看了看我手上的地图说,你要去的地方不远,叫车划不来,直接走过去吧。
  我带着行李,有公共汽车吗?
  没有。牛津是个小城。他的嘴角浮上微笑,我拎着的那只沉重箱子,随之也多了份同情的目光。
  还是叫辆出租车吧?同情者说。
  我有拖行李的小车。我摇摇头说。
  以后艰苦的日子长着呢,不帮别人拎箱子赚生活费就算万幸了,哪里还敢摆阔?于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足蹬尚未跟脚的新皮鞋,拖着一只鲜红的衣箱走在牛津的大街上。我想,这景象肯定不是空前绝后的。
  诺姆花园的一所房子里,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随随便便丢在门厅的桌子上。我拿起来,捏了捏,揣进衣袋。拖着行李又走了一条街,才找到要住的三层小楼。牛津的房子好像都是那么古老,那么结实。斑驳的石块以乌黑的面目昭示着沧桑,上下启合的窗户充满异国情调。而所有这些,带给入住者一份安然。
  站在门前。我撕开信封,取出钥匙,打开我在牛津的第一扇门。这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其作用只是打开我的住所,但它却以一种自然友好的方式见证并欢迎了我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我赶往学院,还是步行,果然不能算远。
  临行前家人叮嘱我一定要拍一张有“牛津大学校门”的照片寄回去,我却无法满足他们。牛津大学的门多得数不清,唯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校门,也没有金光闪闪的招牌立在那里做布景。大学的系和学院散落在整个城市中,更不用说散落在民居和酒馆中的学生了。唯其如此,牛津,这个多重意义的渡口,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圣爱德蒙大厅学院的大门一点都不起眼。在大街上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走了进去。四面的楼宇首尾相连,围成一个大院。要在国内,院子十有八九会弄成一个老师可以训话的操场。这里却只是一块草坪,周边镶一圈青石铺就的甬道。站在草坪上,有点像站在四合院的天井里。天井的中央,垒着一口被废弃的水井。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带有方庭(Quad)的格局在牛津众多的学院里极为普遍,每见穿着黑袍的师生优雅地走过,不免产生错觉,仿佛自己穿越时空闯入了年代久远的修道院。
  南侧楼的外墙挂有一只日晷。长春藤疯满了墙壁,门窗隐现在苍绿与蔓条之间。日晷下有一孔石拱门洞,门框上装着厚重的橡木门板。咿呀推开,便走进研究生专用的公共房间(Common Room)。友善慈爱的布朗太太给我煮了一杯咖啡,然后交给我一把编号B22的铜钥匙。这把钥匙如此有名,以致于短短一天,不下三人问我是否拿到了它,好像他们一早就知道我是个惯于夜不归宿的浪子。B22是一把学院侧门的钥匙。夜深人静大门关闭之后,另一条大街上一扇更不起眼的小门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在国内被人锁惯了,甚至包括住宅小区的院子,回家晚了没骑车便爬墙头,骑了车就只好求爷爷告奶奶把门房叫起来,说不尽的好话,看不够的脸色。现在忽然被给予这样的信任,竟是有点不知所措。
  学院侧院图书馆的前身是座旧教堂,门前一片墓色青青的坟茔。下午茶前后,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坐在草地上靠着墓碑读书。或许他们愿意跟睡在下面的先贤进行精神上的沟通,或许他们在期待着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又或许他们仅仅是为了享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广告板上常能看到这样的通知:聚会!时间:晚8时,地点:墓地。
  图书馆内的一道门直通旧教堂的塔楼,塔楼的顶部是一间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则公告:欢迎你前来欣赏牛津城的风景!这里是杰克布先生的办公室。如门关闭,请随意敲开。我上过塔楼多次,没有一次需要敲门,也从来没见过杰克布先生的面。一扇小窗将我的目光抛向城里的大街小巷,那沉睡数百年或褐或乌斑痕累累的石壁上,每一块石头都是一部历史,都有一个曲曲弯弯的故事。当年市民与学生的“市袍(Town and Gown)”之争,恍惚就在眼前,维多利亚女王与学究们用拉丁语谈笑风生,哇啦哇啦听不懂的对话恍惚也在耳边。这让我想起了牛津大学校徽上的拉丁文箴言:Dominus Illuminatio Mea. 译成英语是“The lord, my light.” 中文大意是“主啊,我的指路明灯。”
  学生与市民的殴斗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十四世纪中叶爱德华三世明确支持学生才告终结。塔楼作为学生的堡垒,见证了这一切。不过一览牛津景色,在科学工程系图书馆阅览室的落地窗前更开阔。
  后来,我手上又多了几把钥匙。不但可以出入科学系大楼,还可以7天24小时随时进入系图书馆。借书的手续非常简便,自己在电脑上登记一下或填一张卡片放到桌上就可以拿走书。也就是说,有了这把钥匙,不登记也一样可以把书带出去,全凭自觉。还有一个图书馆也是我常去的,那就是东方文化图书馆。当然我所叙述的往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能看到的书极其有限,但在东方图书馆,我却读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传记和文学作品,包括限印100套的《金瓶梅》足本。还有机会翻了翻台湾的“中央日报”,繁体竖排,横幅标题像阿拉伯语一样由右向左排列。这个图书馆也可以不经登记就把书借出去,但我在的两年中,那套《金瓶梅》忽而不见,忽而又回到书架,始终不曾被读书人窃走。
  即将毕业时,B22换成了磁卡门锁,我有幸保存了那把铜质的钥匙。我不知道学院是从哪一年开始发给学生B22钥匙的,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或许几百年,真不知那把凹痕遍布的旧钥匙,经过多少人的手。可惜后来我几次搬迁,不小心把它弄丢了。不过,我得到的一把叫做信任的钥匙,一辈子都丢不了。而牛津大学虽没有一扇像模像样的校门,但牛津这彰显世界的名字,却为有学之士开启了生活与学术之门。无门胜有门,牛津的校徽不就是赫然醒目的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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